张敬轩是一个自己打拼出来的歌手,当他给我们谈起他的经历,他说,他只能做一个塌实人。

北京是故乡,虽然不常住;要是真有六辆大奔,我就不工作了
张敬轩1981年出生,率直理性,独立自由的性格多因来自他的星座水瓶,而谨慎规矩博爱人道的处世方式大概来自他的家庭——亦南亦北,亦传统亦现代。
张敬轩说自己也是北京人,实际上他从没有在北京生活过,这么说来自他对祖辈的间接记忆:他的爷爷是清华大学当年的高材生,1951年,因为支边,来到了广州,他的父亲——专辑《春夏秋冬》里和张敬轩一起演唱《绝顶爱情》的那个声音就是他的,也来到了广州,从此在这里一直生活了下去。
当时爷爷做锅炉设计,在广州的纺织局当工程师。文革的时候,也就是1968年,因为出身和高学历,遭到批斗,在折磨中得了肺病,“文革后期爷爷想不通,有点精神失常,一个受害者,70年代中期死了”——虽然张敬轩没有见过爷爷,但讲起那段历史,还是非常悲愤,不知道是不是因此让他反认北京是故乡——那位老人的形象,就是他感情的源泉。
“就我们家来讲,保留着很多北方的生活习惯。并且家人每年都会去趟北京,探望亲友”。张敬轩上次因为宣传新专辑来京,就执意要去看望北京唯一的亲戚,他的姑奶奶。
“我们80年代出生的人听起五六十年代的故事,吃不饱,政治动荡等等。虽然也没办法了解,但至少很清楚的是要珍惜现在的东西”。70年代后期,张敬轩的妈妈是个时髦的人,广州又离香港近,她因为戴着墨镜穿着连衣裙去上班,第二天,就被单位批斗。
张敬轩的家庭并不像很多歌迷想的那么优越。跟很多80后一样,爸爸妈妈不过是普通单位的小职员。他记得,那时候爸爸妈妈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块左右,生活得很一般。他妈妈生他的时候跟单位的领导请产假,领导说产假可以,但产假完后就不许请假了。张敬轩生下来,妈妈为了带他,就一直是无薪假期。但因为妈妈是很会理财,张敬轩一生下来就看到了黑白电视机和电冰箱:“我的童年经历跟很多人都一样,上次有人说有六辆大奔来接我,呵,要是有,我早就不工作了”。至于现在的事业,张敬轩说自己二十多岁人了,要为以后打算一下。
张敬轩的爸爸是他音乐历程的启蒙老师。“也是情结吧,希望我的专辑里有他的声音,所以邀他和我一起唱一首歌”。张爸爸退休前是广州东山区的街道党委书记,业余爱好音乐,听歌,还会很多乐器,二胡、笛子等等,算个音乐发烧友。“我觉得爸爸给我的影响,除了唱歌,还是审美方面的。在我还不知道R&B、黑人音乐的时候,他给我买碟,让我听。等后来我出了《My Way》的时候,他指着《断点》,说这首歌会流行”。
张妈妈是90年代初第一批下海的人。她离开那个单位后,开始做运输业,也就是当时所称的“个体户”。这样慢慢地,家里的情况开始好转,生活渐渐小康,都是张妈妈的功劳。“妈妈在生活上对我的影响比爸爸多,南方人比较在意生活,而奶奶和爸爸就不是这样,比如我感冒了,发烧,要忌口,奶奶就不管,发烧也会给冰棍吃。所以虽然我在南方长大,妈妈给我很多影响,但在饮食习惯上,还挺北方的,经常和饺子面条打交道,当然也经常吃粤菜”,张敬轩谈起家庭,眷恋和感恩之情溢于言表。
只能做塌实人
张敬轩最先接触的乐器是小提琴,当时他小学三年级,像任何一个在怀里被塞了一把小提琴的孩子,学音乐是有负担的。每天傍晚当别的孩子在看动画,张敬轩就坐下来练琴,后来成绩下滑,张妈妈就让他放弃了。他们希望孩子在艺术方面也能有一技之长,张爸爸也教他民族乐器,二胡什么的,无不半途而废。中学的时候,张敬轩想,总要学点什么吧,吉他钢琴都可以,就选定了钢琴。“当时家境还可以,买钢琴不是问题,但我跟妈妈一说,她说,你不要三分钟热度,练两天不弹了,放这里碍事。”张敬轩就打住了,但是他冲同学借电子琴自己练,“一次跟妈妈还有妈妈的朋友,在酒店的大堂坐着,我看前面有架钢琴,就跑前面弹了首《献给艾丽丝》,妈妈很吃惊,我没有花钱请老师没有买钢琴就学会了,她随后就给我买了钢琴”。张敬轩谈起往事还是非常感怀。
初中时候,张敬轩文科还好,理科一塌糊涂,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,随后就上了职业中学。“当时爸爸觉得音乐美术不能当饭吃,所以我念的是会计”。十六七岁是做明星梦的年纪,张敬轩在高二下学期,签了一家唱片公司,还找妈妈借了三万块钱,“后来他们跑了。那次很不爽,感觉很挫败,一点希望也没有了”。其后他在家里“沉沦”了一段时间。幸好在职业高中他提前拿到了会计证。
“后来还是进了一家唱片公司,幕后打工,在录音棚做学徒。一步一步开始从学徒到制作。这样我在里面学到了制作上的知识,为我后来编曲作曲打下了基础。老天觉得你有能耐的,就给你机会,我觉得那时候就是老天爷要锻炼我,在我有了3首demo的时候,老天给了我一次机会”。那时张敬轩认识了第一个经纪人,2001年3月,他发了第一张专辑,是一张只在广州发行、只有7首粤语歌的专辑,第一个月这张专辑就卖出了三千多张,过了一年,张敬轩发行了第一张国语大碟《My Way》,大卖。因为在唱片公司打工,他有机会认识很多歌手和经纪人。但那时候他籍籍无名身无分文,而那个经纪人也没有钱,张敬轩硬着头皮对他妈妈说,“我最后一次试一下,不行的话我就死心,老老实实到银行做个职员。”张妈妈说,好,最后一次,不成就老实工作或接我班。
张敬轩的第一张国语专辑,在香港是当时卖的最好的唱片。“但我是一个跟随自己感觉走的人,那一张,我觉得太商业,所以第二张, 我要强调音乐品质。所以第二张我们费了很多心思。但是市场是很残酷的。所以那张专辑在业内有很好的口碑,也拿了很多编曲录音方面的奖项,但卖得很一般”。
之后,张敬轩签了四大唱片之一的环球,“环球在音乐上比较有市场的洞察力,比如《春夏秋冬》,商业意味很多,但我觉得自己虽然在音乐上很有坚持,但也不是食古不化的人,无论歌手自我感觉如何,在推广音乐的同时也需要为公司带来收益”,张敬轩说。
张敬轩是自己拼搏出来的,他深知努力的重要,“我出道五年,但我要说,我不是个很幸运的人,这里的幸运,指的是捷径。我的历史没有捷径,只有踏踏实实将自己本分做好,才能成功”。张敬轩的励志言辞,早在他的《My Way》里已经跟大家说了。“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,与其感恩,不如好好面对以后,用虔诚和稳重积累自己。我自招,我只能做塌实的人”,张敬轩这么说,仿佛是说给别人,又仿佛是说给自己。

张敬轩访谈:
歌迷送我一包内裤
我尊重知识
《音乐周刊》:新专辑卖得怎样?最近忙什么?
张敬轩:新专辑发行后,还没有第一次结算,所以我不知道,大概6月会有结算。目前我在录新唱片,是打算8月份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,香港市场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。影视方面可能也会有安排。
《音乐周刊》:你的英文名“hins”什么意思?
张:我的名字轩,在广东话里念作“信”,发音像是“hins“,而英文里有个单词hint,是启迪的意思,我的中文名“敬轩”,敬是尊敬,轩指读书人读书的地方,有尊重知识追求知识的意思,和hint相通。所以变形一下,我给自己取名“hins”。
《音》:据说这张专辑本打算叫《家春秋》,你喜欢巴金?
张:这张专辑是张概念专辑,我读过巴金的作品,也很喜欢他。但是“家春秋”显得刻意呆板。音乐方面来讲陶吉吉和周杰伦都是我喜欢的音乐人,还有三宝、张亚东等等。抛开音乐来讲,读书我读得不多,国内我喜欢老舍,比较北方,京腔浓郁,文笔很温和。巴金是很有含义的那种,鲁迅深奥的一些,理解比较困难。
《音》:平时灵感来自哪里?
张:我平时灵感一般会来自电影,冯小刚、张艺谋都喜欢看。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杨亚洲导演的《泥鳅也是鱼》,我和那部电影共鸣的地方很多。大概因为一个人在香港工作,而电影里讲的也是外地打工人经历的磨难。
我喜欢赵本山的小品,可是这里很多人不大能看得懂。现在我在香港最要好的朋友是曾出演过《江湖》的女孩林苑,重庆女孩,是曾志伟签下的,在香港只有她陪我看小品。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单纯,往往看不到背后要说的东西,只有用心看一下,才能发现他更深的用意。
我的生活不像人们想的那样
《音》:你有什么癖好没有?
张:我喜欢摆弄家具,大概可以解压。而且现在家里还有很多摆设我都自己做。我有一个像架,别人送的,有机玻璃的,也没什么用,但我想还是不要扔掉。我找朋友要了空白的无印良品的拼图,在上面抄了英文歌词,嵌进去,就成了个特色的摆设。现在送朋友的好多生日礼物都是自己做的。我们这些人送别人东西很不好送,要是送贵的,人家会觉得你只有钱了。要是送便宜的, 人家会觉得哇你这么小气。所以自己动手做东西送人,才显得很贴心。
《音》:你穿什么衣服都蛮帅,你自己打理吗?自己买衣服?
张:像我们这样被认为不是偶像歌手的,注意外表别人会觉得奇怪,我觉得还是注意一些,能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。这两天我还去逛了家附近的大商城,自己买了几件衣服。一般我不要人陪,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主观的人,不喜欢自己买衣服时旁边有人嘟嘟囔囔的。刚出道的时候妈妈帮我买,可妈妈的眼光就那样了,有点土,哈。
《音》:前段时间你公布了女友标准,有没有应征者?
张:没有哇,歌迷里有,发帖子说我适合什么的,她们还小。我觉得要是真的撞上了,标准就是纸上谈兵了,我相信感觉和缘分。歌迷是很有趣的,有一个小女孩是我歌迷,后来她把她妈妈也发展成了我歌迷,每次活动,母女一起来。
《音》:林苑呢?
张:林苑是个爽朗的重庆女孩。不可否认,我俩的关系很亲密,身边人都以为我们恋爱,因为我们经常一起吃饭,逛街。我和她都是内地来的,在一起就是多个人说说话。
我在婚姻上考虑得比较周全,希望事业有一定基础的时候才恋爱,我不想花时间谈了七八年恋爱,彼此很多缺点都包容了,但是最后不能在一起,我希望我的恋爱就是婚姻。
《音》:据说你是电子发烧友,你都收集什么?
张:我会买很多的电子产品,光ipod我就有四个。我觉得人生的好多体验,都是科技带给我们的。但是我同时又觉得科技让科研人员进步,但是让百姓退步。比如现在很多人电饭锅,假如没有了电饭锅,而是看着火烧饭,恐怕人们都不会烧饭了,我这么说不是一定要会原始的方法烧饭,而是科技让我们失掉了很多能力。所以我现在会把一些不值钱的衣服扔进洗衣机,别的却要手洗,我希望保存自己基本的能力。而且,即使我有四部ipod, 我身上带着的还是CD机。跟别人见面,别人让我看他的mp3有40多纪,我就拉开我的包,说我的CD有四十多张。
《音》:据说你和父母每天都视频聊天,都聊什么?
张:这段时间少了,因为都比较忙。以前的时候每一两天都会视频一下,他们主要是要看我的胖瘦。
《音》:你在香港那边一个人的生活怎样?自己做饭吗?
张:一般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吃。假期会自己烧饭。我家庭观念很很重,不喜欢住酒店的感觉,刚来香港的时候公司安排我住酒店,后来我说要换,于是住公寓式酒店,再后来终于租房子住。
《音》:要租房子啊,怎么没有买房子?
张:在香港买房子,需要好几百万。很多人看我们很简单,以为都很富。实际上我们赚钱可能比别的行业容易一些,但这个行业来得快,去得也块,我们的开支可能是大家不能想象的。比如说,出席什么场合,我不能和别人撞衣服,所以必须要舍得花钱打扮自己。我这么不舍得的人,每年都要花二三十万用来买衣服,一件T-Shirt可能就要四五千。上次见到胡彦斌开着跑车,又有房子,特别惬意,我觉得我很失败。
《音》:你性格很诚实。
张:是啊,像一些歌手发专辑,然后就会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数目。如果公司给我一个天文数字,我觉得我不能厚颜无耻地站在台上,说我卖了这么多。更何况现在盗版这么猖獗,下载mp3那么容易。
《音》:传统唱片业确实被数字唱片业分流了不少。
张:所以,我觉得数字上的东西不能说明什么,主要还是看你音乐值不值。我还是要说,很多时候科技带给我们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会有。
歌迷送我一包内裤
《音》:你参与香港演艺人协会了吗?最近好象正在商量立法保护艺人惩罚狗仔?
张:我参加了。我觉得现在大环境来讲,不要炒作太多无关的东西。而对双方来说,哗众取宠的东西只会曲解审美。我还是喜欢积极正面的东西。我在内地机会不是很多,而且内地没有演艺人协会,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事最没有保障的。
《音》:你很有正义感?而且还曾说过要从政?
张:假如以后我有了所谓的“江湖地位”,我就会发起民间的力量,促成这样的协会成立,保护艺人的权益。我性格里确实有为民请命、打抱不平的成分。
有一年春节时候我和妈妈到朋友家,回去的时候,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卖毛巾,天气很冷,你可以想象。我就问我妈妈,你带多少钱,我想把她的毛巾都买下来,让她赶紧回家休息。我想我唯一值得骄傲的是,我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。
《音》:你也经常参加一些慈善活动?
张:是的。前段时间我还参加了世界宣明会组织的饥谨三十活动,这个活动每年举办一次,内容是三十个小时不吃东西,还要参加体能的训练。我以及古巨基作为“饥谨三十”的大使,还要参加演唱会,从社会筹款。这次筹集了200多万港币,用于救助饥饿的人群——说到这里,我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跟踪一下这些善款的去向。
最近我还在筹备动物爱护协会。因为前段时间看到网上虐猫事件什么的,我希望年轻人能重视起来,制止那些事情的发生,并且建立对动物的正确认识。这个协会收集流浪猫、流浪狗等等,化验之后,招人领养。或许这也算我解压的方式之一。
《音》:你有没有和你疯狂的歌迷打交道?
张: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追星,都是要签名,或者握一下手,甚至能看上一眼就很高兴了。
像前段时间那个刘德华的歌迷,搞得家里都破产了,这让当事人怎么说呢。难道你这样就能让他在意你,就能见面了嘛?我希望大家还是理智地看待艺人,而艺人也尽量满足歌迷,使彼此关系不给任何一方带来伤害。
《音》:你有类似遭遇吗?
张:有一次,我的歌迷送了我一包CK内裤。我觉得我不大可以接受这样的礼物,还是要有底线,大家不要超过底线。拿我自己来说,我以前非常喜欢张学友、梁咏琪,现在我也做了艺人,入行后跟他有很多机会接触,但是我想还是不要打扰他们。顶多拍拍照就可以了,艺人也是人,我宁愿不拉开那层纱,保留完美的印象。我希望歌迷也明白这一点。
我有时候遇到让我尴尬的歌迷。那一次是这样,他上午去了我在一个地方的发布会,下午又去了我在另一个地方的发布会。他问我,你怎么不换衣服啊!我没那么臭美?或公司没那个条件?……我怎么回答呢?我真的很尴尬。 还有一次,我从电台做完节目出来,一个歌迷守在门口问我,你去哪里啊?我说去参加发布会,他就问那发布会在哪里。然后我从发布会出来,他还问我,我说我回家,他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啊?!这让我很无奈。